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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造像传入我国的路径与时间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8-05-30      浏览次数:425

文化的传播也时常遵循着自然的生存法则。一种外来文化传播至异域,必须具备文化的传播者、传播途径,以及能够接受外来文化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同时,传播的时机有时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佛教及造像传播至亚洲各地的过程,也无时不验证着这一定律。 自汉明帝时,佛法始传我国,传入途径与古丝绸之路相吻合,似早有定论。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丝绸之路沿途的众多石窟造像遗迹也都给予了充分的佐证,然而,随着长江流域众多早期佛教遗物的出土,许多学者对早期佛教传入我国的途径,又有了新的思考,例如梁启超先生曾经认为的“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又比如:伯希和在《牟子考》中所说:“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 近年来在此方面曾有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大致有三:其一可谓传统派,坚持佛教最初是由印度经中亚传入我国的,并由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经敦煌通过甘肃走廊到达中原的广大地区,并伸展至西南及江南。其二,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说则认为,佛教最初是由印度经甸缅道传入我国的云南、四川,四川早期佛教样式受秣菟罗艺术风格的影响,自西向东,呈多中心波动式前进。其三,应该考虑存在包括海路等多条路径佛教传入我国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看西南川滇缅印道,此道古已有之,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 永平十二年, 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自县郡建成后,南亚诸地时有来汉献礼通好,但同时西南外夷叛乱不断,时乱时定,很难想象能在此进行众多的商贸与文化交流,有关经由此道的佛教传播记载更是少见。川滇缅印道的我国第一站云南省的两个佛教中心,西双版纳及德宏地区,佛教传入已在7 世纪初,至于大理地区,则始传于“南诏国”立国前后(8 世纪初)。迄今未发现7 世纪以前有关佛教传播的信史及文物。并且四川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皆在岷江及长江一线,并顺江而下,岷江、长江以南的川南地区及比邻的云南境内早期佛教遗物罕有发现。因此佛教东传我国始于川滇缅印道之说在佛教传播的条件及论证的材料上是证据不足的。海道,无论是菲律宾出土的印纹陶器、原始稻米种植标本与河姆渡出土的基本一致,还是近年来在庙岛群岛周围海域不断有发现被认为是商代夷人驳船的石锚,都印证了我国自古即有通过海路与东南亚交往的这一史实。《汉书·地理志》则记载了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启程至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 今缅甸境内) ,黄支国(在今印度南部),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的航线以及航程。从记载来看,自汉武帝以来,随着南越的平定,设置九真、日南、交趾三郡后,商贾船只,交通往来已颇频繁,天竺等国也通过此道常来贡献,如《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载: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年二年(159 年)、四年(161 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及大秦国条载: 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 始乃一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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